龍應台vs.殷允芃
從無夢到勇敢做大夢
如果能重新來過,殷允芃最想騎著腳踏車遊遍台灣、認識各種不同的人; 如果能重新來過,龍應台最想學會玩樂,學會享受人生,因為那是一種素養。 從年少時的成長與學習經驗,到放眼國際的人生智慧,面對成功大學的學弟妹,兩位在新聞與寫作領域卓然有成的人物, 話說從頭與年輕人熱烈互動分享……。
整理/陳彥廷
原載於天下雜誌304期
殷允芃:摔跤後,想通自己喜歡做的事
台灣現在有很多、很多負面的訊息。大家常會說,現代的年輕人是草莓族。但是想一想真的是這樣嗎?也許我們應該把鎂光燈,轉過來看一看年輕人。其實,今天的年輕人是非常多元的,他們做了很多不同的事情,但也可能是踩在前人己經累積出來的經濟實力上。他們有較富裕的台灣,可以做比較不一樣的事情。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年輕的時候,是怎麼走過來的。剛剛和龍應台開玩笑說,好像是憶苦思甜。
有人說,也許你年輕的時候就有夢想,就努力去實現,其實講老實話,我從小也沒有什麼夢想,人家問我的時候,我也都沒有什麼遠大的志願。很幸運的是,我很小的時候就失敗過,可能是那個失敗,摔一個大跤,讓我很早就開始逼著我去認識自己。
我小的時候,念書還算順利,初一在嘉義女中,初二在二女中,高一的時候就在一女中,成績都還可以,都是在前面。當時只要你成績好,大家就認為該去念理工,尤其以一女中的升學率來看的話,大部份都考得上大學的。所以那個時候我念甲組,但考大學時卻沒考上。
剛開始也不覺得,也搞不清楚自己為什麼考不上,還在那準備功課,明年繼續再考。我記得大概到要考試的前兩、三個月,我想通了決定轉考乙組。就考到了成大外文系。
為什麼想通了?我在想我最喜歡做的事就是看電影、就是看小說。我的歷史、地理都是一不小心就考第一名,所以我們乙組的同學都覺得念甲組的我有點莫名奇妙。我其實也沒有很認真的去準備史地,都是臨時抱佛腳,可能是我小的時候看了很多歷史小說、武俠小說,那歷史、地理對我來講就很簡單。
我在摔了一跤後,才真正想通了要做自己有興趣的事,就做了大的轉彎。
龍應台: 出國,因此看見了世界
人生有很多祕密。這種祕密,當時惘然,後來也不一定明白。只不過在人生的路途裡頭,在路邊的大石頭上偶爾坐下,有一點電光石火的發現,對自己的發現。今天就是兩個成大的畢業生在三十年後來到這裡跟學弟學妹見面,分享這種發現。
我的人生裡頭有兩關鍵,第一個跟我母親有關係。十五歲那一年,全家搬到茄萣,一個高雄縣的海邊漁村。跟我同齡的女孩大部份都被送到加工出口區去做女工了。十五歲的夢想,或者說她們父母親為她們所定下來的夢想,就是妳現在開始賺錢,存下的錢去打成黃金手鐲,一支一支打起來,手臂可以掛上一整串,作為將來的嫁妝。
我父親也認為去做工,或者去讀師專,將來作小學老師,是最安全的工作。我的母親,因為她的時代曾經剝奪了她受高等教育的權利,所以她就把她沒有開花的夢想——投擲到她的女兒身上,因為她堅持,我就上了台南女中。
後來一個關鍵,就是出國讀書了。當時的成大外文系和台北很不一樣的,非常閉塞,對於出國讀書既沒動機也沒資訊。大家都是畢了業後,到附近去當國中的老師,所以我也沒有想到要出國。
剛剛殷允芃說她小時候沒有夢想,我也沒有,作為一個「鄉下小孩」,幾乎「不知道你是可以做夢的」;到交通大學當了一年助教之後,發現那裡不能滿足我求知的慾望,因此才決定出國,出了國,才看見世界。如果在當時那樣閉塞的時空中沒有出國,後來的龍應台也就不是今天這樣了。
殷允芃: 新聞英文,展開人生道路關鍵
在我初二的時候,我的父親就過世了,我成長的,依現在的說法,算是單親家庭,母親要帶四、五個小孩一起長大。我們必須很小的時候就要站在自己的腳上,沒有人可以幫助你。是這樣的一個境遇,是壓力,但也是推你往前走的一種動力。
為什麼大學後一直想出國呢?跟我念外文系有關,因為在外文系我們看很多、很多的書,像莎士比亞也好,各種各樣的英美小說也好。再加上從小在圖書館做事的母親常借書給孩子們看,我小時候就很喜歡看書,總是對外面的世界充滿好奇,覺得有機會也可以到外面看看。
為什麼選愛荷華呢?因為我看了很多文章,聶華玲寫的雪地上的星星,雪地上可以看星星呢。然後又記得小時候看到的一本小說《草原上的小屋》,對大草原充滿了嚮往。
要去念書,但實在是沒有錢,那時飛機票是非常非常貴的,所以去坐船,而且是坐貨輪,為了省一些錢。我記得,坐船坐了兩個星期,先到加拿大溫哥華,就下車,坐灰狗巴士到美國西雅圖。因為上課前還有一個月的時間,就去打工,做小孩褓姆賺了些錢,然後再坐三、四天灰狗巴士到愛荷華。現在聽起來很曲折,但那個時候很年輕,很高興可以去看很多很不一樣的地方。
在愛荷華,因為要用英文寫新聞,但是大學時候沒有選新聞系,所以跟著美國大學生去選新聞採訪課,當然是用英文來寫。我在台灣練了半天打字,但打的很慢。採訪的第一節就是你要在兩個小時內,訪問五個人,然後給個題目,把它打字寫出來。講老實話,那個課第一次就得個F,那的確是回到家要哭的!
很多朋友說你還是不要去念新聞,轉系好了。我想還是要去拚一拚,拚完一個學期再說。念完第一學期後,就愈來愈順,念兩年多後成績還不錯就畢業了。想和學弟妹分享的是,我年輕時碰到很多、很多的困難與挫折,但我一定給它試到最後。
畢業後又去申請工作,結果申請到《費城詢問報》(The Philadelphia Inquirer),是第一個中國人在那當記者。表面上看起來一帆風順,實際上都是不順的。是先從一個實習記者開始,我的寫作還是比不上美國人那麼快,經過延長三個月試用,期間努力寫了幾篇特稿,最後就通過了。
這些都是一步一步努力爭取來的。這樣走過來,過了一關就會大膽一點,再過一關,就會更大膽一點,其實就是這樣一路走來。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經驗就是:有的時候,失敗或挫折不見得不好。反而,不要被挫折打倒,繼續去做,是更重要的。你就繼續試,試到最後,實在沒有辦法才放棄。有很多時候,到最後路就可以走出來。
像當初創辦《天下雜誌》,實際上也都是沒有把握的事。但就是覺得有一個聲音,叫你應該去試一試,勇敢一點,跳下去,結果還是不錯的。
龍應台: 十八歲的我,在尋找「典範」
從茄萣來台南讀書,等於是「鄉下人進城」,我「土」得特別厲害。有一次要用公共電話打回家,台南的同學就說,「ㄟ,妳不能講太久,電話會爆炸的喔!」(大笑)。己經十六歲的我真相信了,那一通電話是流著汗打的,很短,打完掛了電話就逃走。
到美國留學時我二十三歲。到了洛杉磯有人來接我,我們上了很長很長的高速公路,下班的時候車很多。我又發呆了,我發現,怎麼在我的這條線上,看過去都是紅燈,而對面來的全是白燈——因為這一行都是尾燈,都是紅的,另一邊都是迎面而來的車頭大燈,白的;這是我巨大的發現。也不能怪我「土」得嚴重,當時台灣第一段高速公路還沒做好呢。
到了美國之後,開始讀美國人寫的中國近代史和國共內戰史,發現和台灣學習的完全相反,才知道,喔,原來是這麼回事,原來整個教育是一場大欺騙呢!因此,後來的《野火集》出現不是偶然的,它其實是針對那場「大欺騙」的反擊,無非是希望,我們的下一代不會再在這種政治欺騙當中成長。
但是我想講一下成大,一九七○年進成大,但我幾乎沒有在讀書,而且蹺課蹺得很厲害。為什麼呢?這跟聯考制度有關,讀書只是考大學的工具,目的達到了,就可以拋開,知識本身的樂趣並沒有被開啟。蹺課的同時心裡有一種迷惘:我到底在追求什麼?沒有人協助你找答案。
二來我發現,那時在學校裡頭的老師,他們很認真地教你這個字是什麼意思、那個日期發生了什麼事件,但都是技術層面的知識,知識背面的社會狀態和文化結構,技術背面的思想深度和紋理的複雜,你得不到。我覺得自己對知識的熱情,沒有人幫我點著。
印象最深的是當時心中在尋找「典範」;不論是校園裡還是社會上,誰是你「心嚮往之」、可以模仿、可以追求的人格典範?也覺得落空。
成大四年,在七○年代的時空限制裡,我覺得缺思想的厚度,缺知識的熱情,缺人格典範的薰染。但是它給了我兩個東西,一個是做為七○年代的大學生,對人的關懷,對於社會的責任感。第二個給了我理想的濃度,人格的單純。
殷允芃: 成大,讓我知道世界很寬廣
我來補充一下成大的經驗,其實我跟龍應台很不一樣。你的《野火集》最重要的文章是「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我第一本書是《中國人的光輝及其他》,剛好相反。
那龍應台在成大的時候,反叛的個性可能就出來了。
反而我是規規矩矩的去做一個女聯會的主席,我也忘了那時做了些什麼。那時成大也沒有像台大有一些比較偉大的作家當老師。我記得大部份都是英美傳道士,到成大兼課,他們教書都充滿熱情。也可能是這樣,反而給我們很大的空間去做很多事情。
我記得一位教莎士比亞的趙老師,我想他比我害羞一萬倍。趙老師每次教莎士比亞的時候,就那樣在講台上走來走去,都不看學生的,就只看書。我有的時候也會逃課,和龍應台一樣,可是我現在回想一下,他那種認真的態度,無形中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那種非常陶醉在書裡面的態度與神情,給我們很大的鼓舞。成大給了一個很寬廣的環境,讓我們知道其實世界是很寬廣的。
龍應台: 如果重新來過,我要學會生活美學
如果可以重新來過,我想要學會玩,學會生活藝術,因為那其實是人文素養的核心——你對整本莎士比亞的爛熟,或者對美術館的熟悉,都應該沈澱到生活裡的舉手投足才是真的。我們整個環境都缺這種素養。我想對現在的年輕人說,對美,對生活作為一種藝術,可能是很值得去認真對待的。
如果可以重新來過,我對知識一定用更大的熱情去追求,像點燃一把黑夜的火。我會特別鼓勵我們年輕人,視野放諸全球,求知識的廣和深,建立國際觀。國際觀並不只是技術知識,還有見解;知識深了才會有見解。
最後就是培養獨立思考的能力。一個國家國力的展現一定是在他整體人民獨立思考能力的水準在什麼地方。如果要重新來過的話,我會追問自己:知識的火是否被點燃?獨立思考能力是不是提高了?全方位的視野是不是建立了?
殷允芃: 如果重新來過,我要騎車環遊台灣
如果重新來過,我想我一定要騎腳踏車去環遊台灣,我想親自去走過一些不同的地方,跟一些不同的人交往。那是年輕時未完成的願望。
四十年前的成大還沒光復校區,我們都還是在成功校區。那個時候,整個台灣的汽車是很少的,所以騎腳踏車遊台灣,這個夢想現在覺得很簡單,但在滿封閉的年代,一個女孩騎車環遊台灣,是被媽媽說不許的。
我也沒大反抗,一直也沒做,這個未完成的心願是有點遺憾。《天下》前幾年出版了「三一九鄉向前行」,介紹了每個鄉鎮,我想可能也是由於那顆種子、那個未完成的夢想,老是放在心裡面,代表著希望能認識台灣。不管是用走的或騎腳踏車,都要繞一遍。
另外想對年輕的同學說,年輕時一定要養成自修自得的習慣。要多累積一些常識,common sense。以及知道你到底想要做什麼。這可能一定要花一些時間跟自己對話,認真看一看自己。而不是別人要做什麼,大家就跟著去做什麼。多聽聽自己的聲音是很重要的。
另一個,一定要練習跟別人合作的能力。未來的世界很少事是能獨立去完成的。要有能力很快去和他人合作,而且是跟陌生人合作。從小就練習跟別人在一起,不管是玩或工作都好。
再來是要學會聽。可能現在很多人都很樂意表達,但很少人能去聽。未來的世界,聽的能力可能比說的能力更重要。
多欣賞藝術,多體驗,這比功課還重要,這是我打心裡面要跟學弟妹講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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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成大化工大二學生):我要如何跳脫現在做為一個大學生的思考模式,更有系統的去規劃十年、二十年後的未來呢?
殷:我滿不相信生涯規劃的,因為這個世界是事事太難料了。我們無法知道未來十年、二十年的世界是什麼,所以規劃這件事情,可能不是我們想像的那麼簡單。
但是比較重要的是,大二的同學,可能要去弄清楚你真正想要做的事是什麼,然後你就一步一步的往那個方向走。你往你有興趣的方向,可能會輕鬆點,說不定這路會走得更長,更遠一點。
龍:具體可做的是,你若能掌握一門外文,譬如英文,最好養成習慣去讀外文書報雜誌,去瞭解一下你的同儕——全球的同儕,有什麼困惑?如果你今年是二十歲,紐約和倫敦二十歲的人是怎麼想的?古巴,是個很窮的國家,但又是一個文學藝術創造特別強悍的地方,那兒的年輕人怎麼看自己的將來、怎麼瞭解世界?
你們將來要競爭或者合作的對手並不是你台灣的同學,而是北京大學的、清華大學的、香港大學的、新加坡大學的,還有紐約、新德里、漢城的人。所以你是否知道,北京、上海、香港、巴黎二十歲的人在想些什麼做些什麼?當你自己把這些窗都打開了之後,你就會找到自己的答案。
問(成大藝研碩三學生):我們被譏為「草莓族」,很好奇你們可以站在三十年前、四十年前看未來的發展。想請問龍學姐的是,大選時妳帶孩子來看,妳想要他看到什麼?
龍:我很不同意把現在六、七年級稱做草莓族,這種媒體炒作的名詞概念是很膚淺的,沒什麼意義。該說每一個時代裡都有比較為己的「草莓族」和比較利他的「苦瓜族」;我們那個年代也是有人每天從早到晚打麻將紫醉金迷的,也有一些「先天下之憂而憂」的。現在的年輕人也一樣。我就接觸過很多有思想、有承擔和社會責任感的年輕人。
殷:我想各位也許想要我們給一個答案,可是最最重要的一件事是,第一,這個世界上沒有標準答案,第二,答案都是要自己找到的,才是答案。
每個人都要問自己:我想要帶來什麼樣的改變?我想要做出什麼樣的貢獻?那才能找到自己的興趣在哪裡。而且,每個人都會走一條不一樣的路,不是只有一條路,也沒有一個標準答案。其實今天我們都只能分享一下我們過去經歷的事而已。
未來世界跟過去很不一樣的,我們不可能看著一個後視鏡來向前走。以前我們很窮是沒有選擇,現在是很富裕,有太多的選擇,是不一樣的。那個答案是別人沒有辦法給的。所以我還是鼓勵年輕人,勇敢的去做一些選擇,多做一些嘗試。不是說什麼草莓族,我們應該想,該對別人有什麼幫助?這也許反而可以幫自己走出一條路來。
龍:四十年前,一班五十幾個外文系學生,出了多少個殷允芃?我想只有一個;而三十年前,六十幾個外文系學生,又出了多少個龍應台?也只有一個。
但是殷允芃和龍應台是唯一的「典範」嗎?有的人像太陽、有的人像月亮,有的人像星星,他們閃著光在不同的角度,我們是不是都應該追求最亮的典範呢?這是不是今天殷允芃和龍應台帶來這裡的訊息呢?我想不是的,我想更多的人,可能只是、或者願意,做一支短短的蠟燭。
並非每個人都太陽或星星型的人;人生的夢想,若是能夠做一盞小小的燭光,照亮身邊的人——對我身邊的人非常的溫暖,對我在乎的人非常的誠實,對承擔我的社會有回饋的承擔,我過得非常的好,對得起我的家人,對得起社會——一點點燭光溫暖一個角落,我覺得,可能就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境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