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年種子教師培訓」研習心得:填補某一段空白(東山高中 王晉修)

填補某一段空白–記103年學科中心種子教師培訓


台中市立東山高中 王晉修

2014年1月28日 15:35 火車從台中走到花蓮,是半個台灣,但是我是最晚到的一位。

(一)進入會場時,向陽老師在談高信疆,楊逵已經走遠了,但是我與他住得最近,因為都在大肚山。 高信疆終究是個新聞人,在報導與文學之間標舉著「愛」的理想,其實是為了躲避壓制的現實,但是揭露真實也可以是基於「愛」。 我見過的陳映真,一直叮囑著大學生們多讀書。《人間》將眼光落在人的生活上,就如一片網灑向真實的刺,瞬間許多自我美化的語言就此不見,而報導慢慢成了以影像與文字揭露被壓迫的過程。
(二)將須文蔚老師的講義翻開,重新檢視歷史的客觀性,當歷史充滿不確定的主觀,文學才有介入的切口。口述可能有誤,記憶可能有誤,紀錄可能有誤,所以我們要在當事者的口說裡親身經歷那些不在現場的時空,因為這就是唯一的現場。然後,以文學的筆記下來。
註: 文學在這裡的定義,就是人的生活,而採訪只是為了增添資料的真實性,難道你沒看出來嗎? 103/1/24,晚餐後,聽著三段不同風格的故事,而討論只是任務具體化的開始。

 


(一)由一場筆戰開始,文學獎的爭議基本上是來自文體典律化的擔心,所以對文學獎的批評格外嚴苛就成了一件有意義的事,但是作家不懂這事,因為這只是對於文學現象的觀察,若要將這些責任轉移到作家身上便是不公平,而也是作家兼理論研究者的盲點,我們真正該批評的是評審必須具備什麼樣的見識?評審應該被取悅嗎?而真正令人擔心的是文體該如何定義?這在金馬獎的名單上也有這種現象啊,不是嗎?吳明益老師。
(二)如果報導必須由書寫弱勢者開始,那麼女性就是應該被想到,因為那些社會既有的歧視並不是多數人可以察覺到的,因為這個社會視反抗為變形,因為樂觀奮鬥的題材才是文學正格。把楊逵的火燭遞到陽光照不見的地方,那一本一本的書名與故事可是需要許久的對抗啊,我們靜靜聽著楊翠老師由《天送埤之春》說到《台灣的女人》。
(三)一路的曲折不是因為土地狹窄與午後的單調,而是人口的稀少;視野寬闊也不是因土地的廣袤,而是建築的稀疏與低矮。我們走在鳳林的土地上,三個故事的現場,那是鍾家、林北與美好花生。 我想與鐘先生長談,這不是搶答與客套,而是細細道來,但是我看到的多是忙亂的節奏與表面的說明。站在鍾家的門前,要如何想像一個孩子在60年前的模樣?聚落的歲月?我真想知道他與自己相處的心事,也想明白聚落如何與他的對話。
註: 我沒有做好準備,因為文學與歷史中間的鴻溝仍在。 103/1/25,晚餐後,在人聲鼎沸中看著筆記本上的問題,其實我心中想著的卻是更多的問題。 深夜12點多,與隔壁室友相談甚歡,因為那是一種深入話題進行討論的舒暢。


(一)歷史與小說之間的爭論不獨《史記》才有,你看這段話: 「他這樣決定之後,又把他的打算告知了他的副將們和財務官,叮囑他們,如遇有戰鬥的機會,一天都不可以輕易錯過。正好發生一件十分運氣的事情,第二天早晨,一大批日耳曼人,包括他們的首領們和長老們在內,趕到他的營裡來見他,仍舊假惺惺地玩弄著那套詭計和偽裝。」 《高盧戰記》是真的歷史嗎?在此,歷史文本寫作的客觀性再度被質疑,《史記》的書寫方式與歷史小說有何差異?而深層的意義是「什麼才是歷史?」或是「什麼才是小說?」,如果我要與昨日吳老師的「文體之爭」對話,那《史 記》真正的問題是「作為一本史書,它是否只是文人自我價值重建的過程?」這是我請教胡衍南教授的問題,其實我還想問的是「虛構如果是為了聯結事實與事實之間的縫隙,那麼虛構即使不是真實本身,但是否可以成為真實的一部分?」
(二)下午的三場報告證明了說明、情感與戲劇都可以讓想法環繞在劇場之中,然後以自己想要的氛圍去說服所有激動的觀賞者相信一件事-我正在以文學的方式報導!
註: 我們將報導置於文學之中,其理由就是我們相信文學與生活之間終究存在著某種關係,但是這不就文學平時作的事,那麼報導文學與一般文學有差異嗎?
報導文學中的虛構問題,其實就是報導與文學之間無法解決的矛盾,那麼報導文學標舉的諸多目的究竟會不會成為操弄群眾認知的工具?而報導文學要揭露生活的哪一部份?這就是文學寫實主義嗎?
即使有人說世上已無真正之客觀,但是採訪的目的就是企圖置身現場,取得可信的資料,而文學的隱晦必使報導之精準降低,如此,這一切作為的知識前提又是什麼?
我是最晚到與最早離開的一位。 103/01/26,16:53,我登上離開花蓮的火車。

作家透過什麼樣的心與眼體會生活,這才是文學的重點,而採訪所得只是作家面對生活時的諸多資料之一;記者透過什麼樣的心與眼呈現生活,這才是報導的重點,而文學只是記者面對生活時的諸多方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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